她从哪里转学过来，我朦朦胧胧，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的家景很好，爸爸是军分区参谋长，给我们作过报告；而我家的景况极差，常为衣食忧愁。

　　那年月兴在教室里趴在课桌上睡午觉。她到校的第二天，不知怎的我没睡着。9岁的我坐在靠走道的第五排，她坐在靠走道的第三排。炎炎夏日，小鸟啾唧。突然，她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包着一个颗粒状的东西扔到我脚边，并俏皮地朝监督我们睡午觉的老师做了个鬼脸，趴在课桌上看着我努努嘴，示意我捡起来。我弯腰拾起打开一看，纸里包着的竟是那个年代极其稀罕的一颗光“董董”水果糖。光“董董”水果糖虽然没有糖纸包着，但不好买且价格高，于我来讲能吃上一颗就有些奢侈了。我将金黄色的糖粒捏在手里，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舔，实在禁不住诱惑，一下将整粒糖卷入口中，贪婪地吸着糖汁。先是舌头甜、口甜，接下来直觉全身都甜了。

　　自那以后，午觉时分，她常给我光“董董”水果糖，不多，每次只一粒。但一粒就够了。饥饿的年代，有一粒糖是何等的爽。

　　我也常回谢她。她家是军人出身，她天生有军旅情结，我最得意的是能将书上看的打仗的故事摆得绘声绘色，她常常听得兴起，为最终好人打垮了坏人而高兴。

　　后来，她父亲工作调动，她要去广西南宁读书。分手的时候，她给了我一包光“董董”水果糖，足足有15粒；我送了她一张自己画的画，画的是电影《鸡毛信》里八路军张连长领着儿童团长海娃在打日本鬼子。

　　往事如烟。45年过去了，一点不知她的音讯，但光“董董”水果糖的口感似乎还在。

　　那个荒唐的年代可以怪异，可童真不会作假。

　　我姐在湄潭县永兴区杨家坪公社当知青，我和母亲要去看她，但家里经济拮据买不起两张车票，从小就很自立的我便和母亲说好，周一我从遵义步行，周四中午在永兴汽车站接她。

　　那年我不到15岁，拿着一把防身的小刀便出了门。遵义到永兴95公里。走到湄潭时，已是周二晚上11点过。湄潭汽车站阴暗的灯光下燃着一炉煤火，两女三男5个流浪者正围炉说笑、打闹，一片乌烟瘴气。疲惫不堪的我胆怯地在他们身边找一个小边角坐下，热流立即涌遍全身。他们发现了我，可能是出于无聊且见我又有些书生气吧，把我抱过来推来推去，嘻嘻哈哈不停取笑。一种难以名状的难受升腾如煤油，使我倍感窒息。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十七八岁的流浪女，穿着脏兮兮的，面色灰暗，但那双好看的大眼睛却清澈，她跑过来一边护着我，一边大声说，爸爸，你们不要欺侮人家……

　　赶早班车旅客的喧闹声把我从火炉边吵醒，我起身得步行去永兴，出车站大门，那姑娘给了我1个热腾腾的烤红薯。也许愈是饥寒便愈能敏感于冷暖吧，红薯透着一种寒冷中的温馨，我的眼睛湿润了，重重地说声谢谢便顶着凛冽的寒风上了路。

　　是哪首歌说过“把忧伤还给从前”，其实从前的未必就一定是忧伤，尤其是若干年后回想的时候。

　　长征电器总厂要从上海整体搬迁到遵义，我在长征电器一厂做临时工——挖地基。

　　头天上班，细雨绵绵，中午踩着泥泞下了工地，没有带碗怎么吃饭？她穿着一身北京蓝衣服正在食堂门口洗碗，大约看出了我的难处，两句对话后，便将进食工具借给我。次日，她竟多带了一套碗筷，我也不客气一直享用了19天，直到活路做完。

　　她找到工作了，我却要到乡下去修铁路，于是读了些文学作品的我凭着一点诗情画意从工地的山上挖了一丛兰花送给她，并互赠了照片。她说，给兰花取个名字吧，我说就叫无名兰。没想到，晚上，她在轻工局当大干部的哥哥到了我家，退回无名兰和照片，严肃地告诉我不能与其妹往来。原来，她家出身好我家出身不好，黑五类的子女怎能与红五类的子女接触？！我信奉男子有个优点，就是遇挫折不能流泪。于是，我当着她哥哥的面撕了她的照片并将无名兰砸在地上，狠狠地对她哥哥说，谢谢你给我的刺激和帮助，总有一天我会混得比你好的。

　　也许生活中原本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我们的目光才有深沉的时候。

　　1997年，我作为国际访问者应邀出访美国一月。同行者就我和美方派的翻译卡利伯。

　　这天，我们从图森飞拉斯维加斯。临起飞了，飞机却不动。我感到播音员在播告示之类，可我听不懂。这时，坐我旁边的卡利伯一脸抑制不住的兴奋，说刘先生，快下飞机，我们发财了。原来这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多卖出两张票，正广播承诺若哪两位客人改乘下次航班将各获得联合航空公司赠送的全美中心城市联票一套。卡利伯告诉我，我们将联票降价卖给华人旅行社，每人可分得1.5万美金。我亢奋起来，冲动起来，正拟应声下机，猛想到拉斯维加斯报社的人在机场接机，倘若得知中方同仁为1.5万美元误了行程，会作何感想？犹豫间，已有两位旅客下机了，卡利伯直怪我动作慢，好不懊悔。

　　得失常在一念之差。人生路漫长，我们错过的一些好事，是遗憾呢还是幸运？

　　(作者是贵州省报业协会会长，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